提起扬·盖尔（Jan Gehl），很多人都不陌生，他是丹麦城市规划及建筑大师，著有我们这个领域每个人几乎读过的《交往与空间》，哥本哈根能转变成现在这个自行车友好城市，纽约能多出几十个怡人的步行空间，都要归功于Jan Gehl。

50年代，Gehl在皇家丹麦美术学院学现代主义建筑时，他的心理学家妻子就提出了一个质疑：妻子认为建筑师对“为人设计建筑物”缺乏兴趣，这个质疑直接将Gehl的工作引导到了一个新的方向。
50年代的另外一件大事儿是巴西利亚的城市规划，巴西利亚是巴西的首都，当年，为了规划这一座新兴发展国家的首都，展现其发展的雄心壮志，巴西政府进行了全球招标，中标的也是顶级大师，顶级大师的愿景是要打造一个梦幻般的新现代主义城市。这样规划出来的城市从飞机上看下来很棒，像是一只雄鹰，还有它那飞翔的翅膀，鹰头处恰好是议会院。而且他们规划了各种公园、剧院等，到处都是大草坪，棒极了！↓

但他们忽略了，下面生活的是人，是小孩，需要玩耍空间的孩子，是老人，步履蹒跚的老人；人的尺度在鸟瞰层面上被忽略了——城市里的道路、建筑都是超大尺寸的，高大的建筑，宽阔的车道、高架没有生机、无趣、死气沉沉，没有人愿意在外面行走，到哪儿都是开车，死寂的高速公路连接着死寂的建筑和死寂的塔楼，城市无聊透顶 --- 这不是一座可爱的城市。

巴西利亚从天上看着很漂亮，但请注意，普通人都没有直升机，“没有人愿意去巴西利亚度假”，哪怕只有一天假期，巴西利亚的官员都要飞到里约热内卢去洗洗眼睛。

这种规划方式的影响至今，世界各地都能找到“巴西利亚”，上海也不另外甚至很常见，航拍漂亮，但生活其中却并不美妙，甚至感觉到困惑，迷茫。城市的建筑、道路都太大了，我们好像不再是人，而是身材巨大的恐龙。

Jan gehl把这种现象叫做“巴西利亚综合征” ↓

“巴西利亚综合征”其本质是不尊重人的尺度造成的。说回人的尺度。
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，“人是万物的尺度”，人类历史上很长时间，造城都是以人的尺度来建的。

人们首先考虑的是生活，然后再考虑空间，然后再考虑建筑。

街道是依据脚来建的，从一个街区到另外一个街区，确保老人走起来也很轻松；从街的一边到另外一边，我们的问候可以被对面的人听得到。城市交通系中，时速4-7公里的步行与自行车能激发“逗留”。而“逗留”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的交流。当你在与其他人发生互动，当你你在通过目光接触、通过手势跟别人传递信息时，不知不觉中，这些互动为城市之中的人建立了信任基础，也增强了社区凝聚力。广场是依据眼睛来建的，好的广场可以让你看到对面人的脸，任何方圆超过三十米的广场已经太大，因为人在这个空间里显得太小，从而造成冷漠、排斥。好的广场的感觉就是自己家的一个阳台，是一个喝杯小酒、点杯咖啡、读读新闻的地方。经营餐厅和咖啡馆的人最喜欢人行尺度的空间，他们深知“宽街无市”这个道理，适合步行的街道提供了安全性、舒适性和趣味性，让人能“停留”，有停留才有顾客，而这又促进了街区的活力。

这些人的尺度，这些空间数据，作为规划师，只要走街串巷，就都能感知到。

当时盖尔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记录人们在何处以及如何在地方行走，站立，坐下和交谈，并确定空间的哪些属性促使了这项活动，他发现，“柔软边缘”，尤其是人们可以坐下来面对人行道的地方，创造了城市中最活跃的区域，进而发展了以人为本的城市主义理论。

1970年代，哥本哈根正在变成一个“汽车城”，gehl逆势而上，提倡创造广泛的关键“无车区”、“步行街”。自1970年代以来，已有18个停车场被转换为公共场所，所有哥本哈根人中有50％骑自行车上下班或上学。↓

你也许会问，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，这种传统的小尺度的城市会不会容纳不下这么多人？另外一个问题是，城市对交通的需求越来越高，如果道路不宽敞，车辆拥堵怎么解决？

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市，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首府，位于地中海沿岸，人均GDP为26531欧元（20万），这是一座孕育了无数著名设计师与艺术家的城市，很多知名品牌也诞生于此，整个老城都特别能“吸人”，像下图的这片街区，一平方公里有5.3万余人 ↓可以看到，老城区没有一栋高楼（最高的就是圣家族大教堂了），城市居民生活品质都挺高，而且城市效率很好，也很节能。

作为对比，北京西城区的人口密度最高，每平方公里为2.33万人；上海虹口区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3.41万人(2017年数据)，上海的平均人口密度为为3823人/平方公里。

在交通上，巴塞罗那实施了一个“超级街区”的概念，把九个街区组合成一个大的街区，并且截断在大街区内的货车交通、公交交通等，在街区内，私家车的行驶速度不能超过10公里/小时（就比自行车快一丢丢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