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去30年间，中国城市经历了粗放扩张型发展，城市高强度开发的同时，却缺乏公共空间以及公共空间的活力不足。不过，城市中的剩余空间（Residual Space）数量大、内容多，这是城市环境治理中的系统性问题，也是“十四五”期间城市存量更新中的重要议题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上海很多地区围绕“15分钟社区生活圈”进行新一轮的城市规划，在构建社区综合服务供给体系时，探索了“生活盒子”的做法：将零敲碎打的剩余空间统筹管理，或者新增小微公共空间，以配齐社区食堂、社区卫生、社区文体等功能。
从“插接城市”到“生活盒子”的演进史

早在1960年代，以彼得·库克为代表的英国建筑师提出了“插接城市”（Plug-in City）的设计理念。个体可以选择性地与巨型建造物对接，而这个有机体还会根据不同的环境资源产生自我更新的能力。这一代的建筑师将对生物有机体的理解纳入了建筑和城市设计，也为后来的城市研究提供了支持。

而这些个体在消费主义下的精神继承者，是21世纪初期理查德·佛罗里达书中所提到的“创意阶层”（Creative Class）——由从事科学和工程学、建筑、文化、设计、教育、艺术、音乐和娱乐的人们构成，是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主要工作者。他们聚集于国际化大城市的市中心，重新利用城市建成环境，打造城市软实力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2010年代后，中国的城市更新汲取了欧美的理念，但在做法上依然延续了自上而下的推动方式和实用主义的“补短板”理念。除了个别院校和艺术家集中地区之外，政府工作大多将重点放在解决小区硬件设施老旧缺失方面。而艺术家、建筑师、规划师等则希望通过创意的力量，改变一些微小的、被遗忘的，但与生活尺度很近的空间。这两股力量的合作与博弈，造就了不同城市剩余空间再利用的不同形式。

例如，在非托底改造项目中，上海市杨浦区凭借院校优势，采用了“众创空间“的形态，将五角场街道、四平路街道等地的社区中的闲置空间改造成为创业基地，采用租赁的方式，鼓励“双创”。但以四平路街道为代表的一些地区有着大量的工人新村，分散在社区中，更像是学校功能的外溢，与社区日常生活的联系并不紧密。
在21世纪前十年里，中国的城市更新更像是对欧美工业区改造形态自上而下的模仿，并没有领会到其中个体与城市的张力。长期在中国从事建筑实践的日本建筑师青山周平从个人的角度，提出了新的生活方式“将家的功能外包于城市”。这让“插接”在城市中的空间更加具备个人化、多元化的经验和情感。
青山周平的设计理念源于自己在胡同中的生活经验：超小的居住空间，没有客厅和厨房，在胡同口的咖啡馆会客，在市里的影剧院解决文化需求，整条主街都是自己的食堂。将家的功能拆散重组，安置于城市中的“盒子”中，是对东亚高密度城市居住形式的新思考。

而深圳的青年建筑师杜晓峰又更进一步，提出了“盒子社区”的理念，为独居青年提供共享空间，希望将盒子空间变成游牧民族一样，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自由移动，而且通过把整个空间变成社交网站，实现关系的流动和城市中的网络节点。

通过“盒子”插接进入城市，为年轻人提供更潮流，更具生活向的空间，也是一段时间内很多发达国家新兴的生活方式。在这个理念爆红之后，很多感兴趣的地产从业者也试图主动创造出一些“盒子”，促进社区凝聚力，或者激发社区文化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有一些设计则采用夸张的设计吸引眼球，插入内容往往具有消费导向，采用“窄众营销”，并非真正的公共性所定义的全阶级、全龄与全方位。这样的空间既增加了城市文化消费的趣味，也可能被庸俗化为消费区隔。它最终的取向由城市品质空间是否稀缺而决定。

从消费到再次生产的社区公共空间

疫情胶着期间的封城未必是全城停工，更有可能是点状或局部斑块式的封闭。封的也不一定是小区，有可能是工作地点。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并不是刻板印象里的居家办公，而是生活半径并未受到影响，只是无法进入原有办公地点和一些人流量大的地区。所谓的“创意阶层”并非人人拥有大户型，能够居家办公，因此伦敦提出了新一种城市分中心/街区主街功能植入模式。

过去人们在讨论居住社区的需求时，总会借“在咖啡馆工作”等“时尚生活”理念设置消费导向的“托青所”（相对于托儿所而言，国内也称之为日间青年托管机构），以方便那些不想宅家，但想找一个可以吃喝的地方看书、码字的年轻人。它即是消费主义化的“第三空间”。当“盒子”理念兴起后，就像中国“全域旅游”的理念一样，欧美一些城市以伦敦为典型代表，在近中远郊各个市镇也在主街上大量布置此类消费空间，同时相互竞争客源。

而经过疫情的反复洗礼，旅游的泡沫开始消散。有的餐饮倒闭了，幸存下来的开始面向本地居民；市镇步行街卖场大量倒闭，人们更多依赖网购和快递服务；无法通勤的居民需要选择市镇中心就近的空间办公。于是从整个伦敦的尺度来看，就业开始去中心化了，尤其中心城区（CAZ）的客流下降极其显著，而各个市镇都有了更多办公和物流仓储空间的需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人“将家外包”的理念恐怕还要加上一条——将工作空间外包给社区街道。因此从2019年开始落实的大伦敦规划逐渐偏向寻找更多的工作空间，试图翻修和盘活一些老旧办公设施，鼓励使用之前被忽略或者利用率低的“剩余空间”。

将伦敦的政策与上海四平路街道做以对比，会发现四平路街道之前腾挪出来的很多创客空间，值得被更精细化地利用起来。如同济大学封校，周边很多设计企业难以进入同济科技大厦和规划大厦办公，只能选择就近办公，原本作为本地烟火气担当的各种餐饮小店和便利店，甚至紫荆广场或者旭辉mall这样的综合体，都无法为“就近办公”提供合适的空间。

年轻人往往租住一室户或者几人合住，十几到二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如何能划分出办公空间和起居空间？工作与生活的适度分离是健康的生活方式，但居住在超小户型中的年轻人是将家“外包”给城市的。当通勤时空完全被取消，居住和工作直面相对，两种空间使用很可能产生冲突，这不啻于一场精神的内战。工作与居住的粘连也压缩了外出行走、运动、社交等的时空，让人变得更加“单向度”，也会引发精神问题。

而外出寻找工作地点的话，社区图书馆常常人满为患，逼得有些人不惜乘公交去更远的图书馆——但如果那些适宜工作的大型公共空间也关闭的话怎么办？这时，社区具有办公或教育性质的微小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。因为小，人员密度相对低；但它又比精致的消费空间更严肃和正式，更能让人集中精力。

“生活盒子”的未来

回溯各个时期个体和城市关系的实践，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并没有本质的矛盾。“插接城市”探讨的是“亚文化自主性”以及选择性接入“主流”这样一种保持自我的做法，对应在城市实践中则是在古老的用途中插入更为前卫，更适合现在需求的公共文化空间；“盒子”讨论的则是在城市中补充更多原本被认为家庭内部的功能，缓解居住面积紧张导致的生活压力。这其中产生了两股分支，一支是市场向的，试图通过划分窄众，让一些城市空间更有特色，提供更优质的体验；另一支是兜底向的，面向功能过于单一的社区增加人文化的服务基础设施。它们都是现今城市中不可或缺的功能。

而最后出现的一种可能性，则更加深刻地指向了现代主义城市的原罪——单一功能间的相互割裂。现在所谓的城市混合空间，多数是文化和消费导向的，添加的地点也往往是居住区周边，很少会触碰职住平衡这一“房间里的大象”。“15分钟生活圈”是面向社区的服务功能补完政策，但它并没有解决现代大城市中职住分离和长距离通勤的问题。而疫情造成的远距离办公提醒我们，复合型社区的功能似乎也需要考虑小规模的灵活办公空间。这可能引发城市更新中更具突破性的实践。